这样一方面能够做到节省时间、提高裁判效率，另一方面还给了当事人以两造对决的诉讼权利，因而它不但没有减缩或侵害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还赋予当事人更多诉讼权利。

(25)转引自Alessandro Passerin du Entrèves,Supra note(22),p.47。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几何学范式改变了习惯法无序的状态，实现了法律的体系化。

目前中国法学界在对几何学范式的运用上，由第一原则和原则来源引出的问题应当要首先予以解决。例如在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之前，法学以数学方法和演绎推理为基础来说明其客观性问题。(47)但是在上述这些涉及莱布尼茨几何学的文章和中文翻译类作品中，只是简单提到几何方法的作用，更多的是将莱布尼茨作为哲学家和数学家来对待，很少有对他作为法学家的专门论述。第三，法律的科学面向与推理方法密不可分，罗马法之所以被视为一门具有规律性的科学，是因为它能够从自然正义的规则中演绎出结果。奥斯汀和斯图尔特都明白精确定义术语的重要性：定义越精确，演绎推理的结果也就越准确。

通过这些推理，不但能够创造知识，而且还能够使知识的各个部分都非常完备。内含了几何学范式的法学在面临普通法混乱的令状体系、大陆法中相冲突的国家法和领主法体系时，并没有作为一种哲学概念高高在上，而是提供了一套法律推理的新方法来解决当时由于理论体系混乱而产生的问题。事实上，从人们讨论司法公正开始，特别是讨论司法方法如何能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便已意味着现实中对其存在争议。

如果当事人、旁观者及法官均认为，这样一个案件，审理到如此程度，就争议的减弱及公共认同的实现没有什么可再努力的，即可谓之一定程度一定时段。要件审判九步法的提出，实际上表明司法方法的设计本身即存在一个逻辑困难：将一个要素，或若干有限要素，在方法表中加以限定，会遗漏其他也可能是重要的要素，而无穷无尽地排列各种要素等于是无法界定一个司法方法的固定要素。非常明显，人们熟知，当事人的愿望之间存在对立，利益总是冲突，故一方主张的司法公正恰常为另一方所否认，而这正是当事人标准失灵的内在机制。[12]关于以社司法方法或法律方法在这方面的欧陆国家情形，可参阅[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 ~ 20页。

[43]参见金晶、杨镇涛：《让群众得到有尊严的诉讼服务—贵州金沙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见闻》，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23日第1版。九步法介绍者提到的此案审理过程，实际上进人了担保方向，避开了夫妻共有性质的债务问题。

退一步看，即使法院没有分歧观点，为何法院一定正确？专业职业的社会分工定位在法律问题争议正确的问题上，一定优于外行？法律公布出来，条文明确颁布，并宣告全社会均须遵守，本身便预设了外行人可以且应当能像法院一样理解法律的规定。[13]但如何才是正确有效?怎样证明合法，及是否可能证明合法?关于司法方法，最直接的预设是理性。[15]《担保法》第7条规定了担保人的身份，并未指出夫妻之间不能担保。但判断正确谬误的标准是什么？为何称一些理由是正确的，另一些理由是谬误？当然，司法方法的讨论提出了各种手段，以解决正确谬误的问题。

[34]但对当事人的感受有所考量，并避免生硬的态度表现，进而使当事人对庭审产生合作的心理状态，显然会使纠纷的解决更顺利。通过推导可以在案件与法律之间通过概念凭借知性在知识系统上得到统一。[50]显然，这一观点的前提预设，在于期待对裁判手段是否已融于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中可存在社会普遍的认同。[2]谢圣华、徐光明、宁杰：《长宁要件审判九步法创出新境界：人均结案同比上升36件，平均审理天数减少12天》，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1月16 日第1版。

三、司法方法的管理元素的真正意义 司法方法的思考中，针对案件争议的理由论证路径的单一选择肯定存在问题，但并不意味理由论证是没有意义的。这意味着，为了更有效有益地解决实际的司法问题，应接受司法方法的内容系谱的开放性。

理性是一种推理的能力，它体现的是一种原理能力。[26] 引入管理元素，无疑是对以往法学界司法方法讨论的重要推进。

前两者意味着，因论辩无限制的蔓延，依然不知如何将案件事实与法律定向连接。法院的意思在于想知道原告刘某的法律条文依据，而原告刘某除了重复被告之一写下欠条被告之二已担保的理由，没有说出法律条文依据。由于法学家与法官具有法律人的家族类似，故他们对概念的认知具有共识性，唯一可能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表现了一些抽象。换言之，方法的步骤在一般设计和具体实践之间常出现难以一一对应的核校标准。因为，法院本身专业职业的社会分工定位尤其经此而来的能力，可赋予其标准的秉持，社会一般人通常看亦容易认同类似的观点。因此，对理由论证，需保持应有的认同。

[50]类似观点的例子，同前注[49]，姚莉文。但九步法提出者并未如此。

可想见，初期进入诉讼，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各方之间，相对法律问题的诉辩存在理解论说能力的差异十分正常，亦不可避免。第三，如果提出理由且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即可认定为正确有效，甚至合法，则可得出凡争议案件法律如何适用的问题中，总能发现不同、对立的‘正确‘有效及‘合法的结论，[16]进一步，正确有效乃至合法的标准，令人觉得似乎十分脆弱。

为有效并有益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司法者，不论自觉与否，注定会发觉这是需正视的。这意味着，不论论辩正确的实现存在怎样的困难，如果各方诉讼参加者经过一定的讨论管制程序，能达成对各种诉讼理由的理解的某种合意，再往前，可舒缓解决纠纷的主观认识困难，则对庭审或许依然有益，因为，这样一种讨论管制能有助于在法律方向上较现实，健康地解决纠纷。

其实，这里的问题关键，可能不在于是否应限定司法方法要素的数量，事实上也是无法限定的，而在于看到，在何种条件下何种语境中讨论一种包含特定内容的司法方法才是有意义的。公共认同 近年，基层法院在司法方法上常有创新，[1]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提出的并在该院全面实行的要件审判九步法，即为其一。一方面，这是前一小节讨论的管理要素的必要表现。如针对实际发生的案件怎样对应法律规定而言，与学界熟知的法律解释问题相关，有主张以正常理解的法律文义为标准，亦有主张立法者的原意合乎逻辑的法律条文相互关系及法律逻辑体系为标准，来检验所提理由的正确或谬误……[18]但仍如一些怀疑论所指出的，这些手段本身亦面临着标准的悖论，何谓法律文义的正常理解？确定立法者愿意的证据是什么，证据是否也存在如何理解的问题？法条之间合乎逻辑关系的标准是什么？如出现法律逻辑体系的不同理解又将怎么办？[19]完全可想见，前述案例中，如果提出了判决被告张某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的进一步理由，法院宣称此即符合了正常理解的法律文义，或符合立法者原意，或与法条之间合乎逻辑的关系形成了适恰契合，或在法律逻辑体系中可以获得映衬，则被告张某一方同样会类似宣称。

在这一角度上的努力，通常是法学家作出的，[49]偶尔是政治学家、伦理学家或社会学家等。但原告刘某如此论辩显然不是司法所需的法律论辩，这样，便需法官的释明引导，将其推入法律条文构筑的讨论框架。

当然，毕竟时间还是有限的，或许若干年后会另有一番景观。这意味着，管理还能促使审判实现真正的正确有效及合乎法律。

[21]此主张，实际上是法院的理由论证及分析应为标准的修订版。在九步法提出者论及的案例中，将实际发生的案件与法律框架连接起来，并通过裁判理由论证方式寻求司法的解决方案，恐不能得到以往法学方法论或法律方法论，包括九步法憧憬的理想化的司法方法。

另本文完成后多日，惊闻邹碧华法官突然去世，笔者特向这位优秀法官深表敬意。[42]关于里心审判方式，参阅吕坤良、梅贤明、杨怀荣、修晓贞。此当然重要，但没有必要的对司法过程的步骤引导、协调、校正，缺乏伸缩有度的说理游戏规则，司法完全可能浪费法院的各种人力物力资源，司法过程另可能出现令人失望的无序或混乱。至于司法过程的繁复与简略对理由的性质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将会引发何种相反的附带效果，法学界似乎无甚关注，虽有个别学者讨论了诉讼争点整理的问题并略含管理的意识，但主要目的依然在于诉讼中的理由的理性规划。

第七步，针对争点，法院通过心证，确定证明要件的事实，并明确原被告的各自举证责任，如刘某否认知道私盖印章过程，故根据证据规则第5条第1款，张某负举证责任。法院再问，要求被告还款的责任是共同责任还是按份责任，或另是连带责任，刘某依然仅称被告黄某借款、被告张某担保，故两人须还款。

进而言之，一个要害问题是明显的：各种司法方法的主张，会以均声称只有自己才是符合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的方式，使符合呈现多元的局面。从社会公众角度作出判断，将会怎样？某些情况下，针对司法公正的讨论常假定社会有可能存在一种普遍认可的司法公正，而社会似乎又指社会公众。

我们能看到，尽管如前面第二、三、四小节分析，九步法存在进一步辨析甚至可商榷的问题，但其努力方向，是值得推崇的。[31]参见秦宗文、朱凤翔：《论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制度》，《唯实》2007年第4期